「台灣勞工，尤其是藍領階級，常為人犧牲，遭遇職災後再被雇主、社會無情地淘汰，卻很『宿命論』的認命。」黃怡翎為他們不捨甚至憤怒，因此放下8年的國會助理工作，專心籌組「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」，2013年擔任執行長，經手近70件案子，雖然力量微薄，卻始終走在建構正確職安意識的道路，發起無數「正義小革命」。

家屬陳情 接觸過勞議題

2005年，黃怡翎是國會助理，引導她接觸過勞死議題的事件，是2010年一對夫婦的陳情，他們的孩子徐紹斌猝死，有關單位竟冷處理，因此要討公道。

在了解徐紹斌過得是什麼樣的人生時，黃怡翎發現，他沒有社交活動，生活都給了工作，每天加3到5個小時的班，一天工作14到19小時，雖然薪水是同期新人的2倍以上，卻連車禍、綁著繃帶都被公司催促回去工作，職務升遷後，加班更成了必然責任。努力工作的原因，是希望盡快償完學貸、分擔家計與房租，讓父母過好日子，本是科技新貴，卻在29歲畫下人生句點，讓父親崩潰，跪在地上痛哭「沒有兒子了」；母親終日以淚洗面，姐姐更須確認家人是否有呼吸才能安然入睡。猝死後，官方機構敷衍以對，更遭公司嘲諷：「同樣是加班，就你孩子會死。」狡辯徐到公司未必就是上班，也可能是要喝咖啡或上網。

她陪著夫婦一步步釐清死亡真相，向多方單位檢舉，最後公司被裁定違反勞基法，不過，他們依然得面對難以突破的醫學審查和多重阻礙的職災認定，不得已只好讓媒體力量介入，於是台灣有了第一場關注科技業員工過勞死的記者會，勞委會正視超時加班與違法責任制的問題、修正過勞死的認定標準、加重懲處過長工時及催生防過勞條款。

職工2人 勞工權益發聲

緊接著黃怡翎又接到36歲工地專案負責人阿國和29歲保全阿瑋猝死的求助案。2013年意識到立委及助理角色礙於資源平均分配的原則，無法完整地幫助受害者，自主性也不強，便與有志改革的夥伴一同籌組非政府組織，將全部心力放在這樣的邊陲議題。

儘管職工至去年3月前僅她1人，目前2人，但還是提供受害家屬與公司對話的文件處理、雇主協商、申請職災給付及協助轉介法律諮詢，由於站在資方對立面，薪資與營運多靠自籌及小額捐款，維持得很辛苦，在記者高有智建議下，合著了針對過勞死案例提出具體對策的專書《過勞之島》，除建立群眾意識，也靠銷售收入支撐運作。

「建立職安意識」一直是黃怡翎努力的方向，「因為台灣的勞工太常放棄權益，比如第一天上班就遭受機械操作失當的職災，他會想：我沒有貢獻，還讓公司蒙受損失，不應該求償。但是第一天上工當然會不熟悉操作，應該要有教育訓練，若出事，雇主有責任！而勞工害怕贏不了雇主才會有息事寧人的想法，然而一個人爭權益難免被忽視，但所有人都站出來呢？」去年開始她更堅持每個月在咖啡廳舉辦職安座談、講解勞工權益──哪怕經費缺口愈來愈大。

挑戰極限 為受害者振作

「每個人若能有一點點改變，就可以影響社會！」她神情認真，表示：「世界上最可怕的，就是覺得事不關己。」更疾呼：「勞工啊！不是領了薪水就該承擔一切。」

她性情爽朗又有衝勁，但因為常聽家屬陳述無法抽離的苦，壓力莫名重，「我每天都厭世。」她苦笑，「可是站在受害者面前，我要振作，對立法的未來還是要懷著無限可能的期盼。」她用「登山」的方式汲取正能量，與自我對話，她說：「登山的過程可能產生種種放棄念頭，可若想及一切只能靠自己，就會順利攻頂，跟處理議題的結果一樣。」突破極限讓黃怡翎上癮，也給了源源不絕的鬥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