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們同意沒有人有權柄來決定他人的生死，那我們為何會同意有人有權柄，來決定他人身體與精神的自由與否？這是主張廢死刑的人士，最常提出的質問。

如果我們繼續順著其理則質問下去，攸關的不只是死刑的存廢問題，還包括全部刑罰的存廢問題，畢竟生命最可貴的，並不是肉體的存在與否，而是生命本身的尊嚴，這個尊嚴的核心價值，就在精神的自由，精神的自由則主要體現在人對身體的自主控制上。

如果我們關注的焦點，不放在對絕大多數公民其人權的保障，不在意受害者的人權已經被加害者剝奪，而聚焦在死刑犯同樣應該獲得人權的保障，那不只是死刑犯應該要有人權，全部的受刑人都應該獲得人權的保障，這會引出不只應該廢除死刑，對禁錮人精神自由的全部刑罰，都不應該存在的看法，因為人的精神如不能獲得自由，那生確實不如死。

主張廢死的人士，在抵抗國家機器有權主宰人生死的時候，更應該要去面對這個人權議題的核心，如果他們主張死刑犯改為終身監禁，會較符合人道的作法，那他們就同時要回答，為何剝奪受刑人精神的自由，會比剝奪受刑人的生命來得更符合人道的作法？

當我們要真實尊重死刑犯的人權，我們如何能只保護其生命外在的自由，卻剝奪其生命內在的自由？或者，如果我們真實尊重全部公民的人權（包括承認死刑犯同樣有人權），那對死刑犯人權的保障，是否在技術層面讓其有尊嚴的死亡（畢竟人不可能不死），會真正符合人道的作法？

問題如果質問到這裡，就已經不只是法律條文的解釋問題，主張廢死的人士現階段的積極作法，就是申請司法院的大法官釋憲，更會探索到不同的文化傳統其脈絡的差異，導致出對死刑存廢問題的不同見解。

主張廢死的人士最常講的證據，莫過於歐洲國家全都支持廢除死刑。當民國一百年法務部執行對四名死刑犯的死刑後，歐盟立刻發表聲明譴責。

然而，主張廢死的人士可能沒有注意到，歐洲國家會支持廢除死刑，主要來自基督的宗教信仰，為其整個文化傳統的核心價值，當人能深思與反省到人確實不應該替上帝來決定他人生死的時候，人的謙虛，很自然就會使得其公民普遍支持廢除死刑。

台灣的公民會普遍反對廢除死刑，主要來自中華文化（尤其是周文化）背後的人文信仰的潛在影響。早在三千年前，強烈信仰上帝的商王室，會被周王室消滅，周公就已經深思與反省上帝的旨意難測（古語稱作天命靡常），人唯有克己修身，在人間鋪陳出有德的社會秩序，才能最終獲得上帝的眷顧，這就是他會奮勉「治禮作樂」的原因。

因此，歷來掌握權柄者，對有德的社會秩序的維護，很自然就會發展出對破壞有德的社會秩序的人（不知克己修身者）做出懲戒，這當然包括各種刑罰如死刑的落實。

台灣的公民會普遍反對廢除死刑，來自人的意識裡，存在賞善罰惡，才符合天理的想法，用極殘酷的手法殺人者，為何不應該授其死刑，讓加害者獲得該有的懲戒，來維護有德的社會秩序呢？這就是生活在民主社會的台灣人民，為何會甘冒與歐洲國家意見不睦的威脅，依然普遍支持死刑的癥結，這是中西有著不同的文化脈絡使然。

文化脈絡是個有機體，其會因應真實情境持續不斷的發展，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士，如果能將問題的深度拔高到這個層面，來跟影響台灣社會背後的中華文化做深度對話，由其觀念脈絡來引領出廢除死刑可有的具體作法，讓大家相信有德的社會秩序能繼續獲得維護，這或許是說服民意最癥結的路徑。